京房与周易
《易》作为中国学术源头之一，研求者代不绝迹，京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延寿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汉书·京房传》概括焦延寿的学术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元帝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元帝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延寿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元帝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元帝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国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