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4)

　　就《易传》哲学本身的性质来说，由于它是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的转化，按照《易经》原来的八八六十四卦的框架结构和预测吉凶祸福的思维模式作出新的解释，所以形成一种卜筮巫术和哲学理性的奇妙结合。有人只看到卜筮的一面，把它归结为一部算命之书，卜筮之书，这固然不对，但是有人只强调其中哲学的一面，把它看做如同《老子》和《论语》。那种纯粹讲哲学思想的书，这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照古人看来，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周易》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经传不分，有机的结合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既然《易经》是一部指导人们行为实践和决策的参考书，《易传》也是同样，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性质。问题在于，《易经》是巫术文化的产物，它的决策思想蒙昧幼稚，迷信神灵，在实践中往往出错，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易传》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哲学的改造，把宇宙、社会、人生看做是一个由阴阳规律支配的大系统，强调不能迷信巫术的算卦，应该根据对阴阳规律的理性认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南蒯的故事，说明“易不为小人而谋“，如过去干不道德的事，违反了客观规律的事，既使占了大吉大利的卦，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其实卦 没有好坏的，只是反应当时你所处的位，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易传》就是在轴心期的这种人文理性的背景下，一方面继承了《易经》的用于指导决策实践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其中的原始蒙昧的巫术，因而既不是简单的卜筮之书，也不是简单的哲学之书，而是一部以阴阳哲学为基础的决策管理之书。

　　大家知道，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情况的确是这样，理论和实践脱节，光说不做，因而马克思表示极端的不满，但是中国的《易传》哲学却是十分重视改变世界，发挥它的实践功能。比如在《易传》和《系辞》中就强调指出，“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开物”即开达物理，也就是解释世界，“成物”即成就事务，也就是改变世界。此外还有一些很经典的说法，比如“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拿《易传》和《易经》来比较，《易经》的实践功能主要是通过算卦解答婚姻、争讼之类，属于微观的层面，而《易传》则是上升到宏观的层面，为了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务，解答有关国家大事的战略决策的问题，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这个层次是相当之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