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关于境遇与境界的智慧（上）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两千年易学发展史上的“两派六宗”皆有微词，提出只有《周易·大象传》体现了易学的真精神。笔者对于纪晓岚此一见解可以说佩服万分。从易学的发生源头说，《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周人随着理性的张扬，已经超越了占筮的局限，将它升华为一种关于境遇与境界的智慧。然而对于此点，后世只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才领悟到。
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筮占”的神秘传统；一个是“演德”的人文传统。筮占的神秘传统本是殷人的传统，而“演德”的人文传统则是由周人开创的。
《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咸作筮”，巫咸为商王太戊（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之臣，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破译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奇字”，发现这些“奇字”乃是一种数字卦，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而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数字卦的发现支持了筮占起源于商代的传统说法。而对《史记》、《汉书》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发明重卦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笔者十年前曾撰写《“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依据《易纬乾凿度》所说“演德者，文（王）”等资料，提出文王对于《周易》的贡献乃在于“演德”，而不是发明“重卦”，文王“演德”之书作为“人君南面之术”藏于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编殷《易》为《周易》(指卦、爻辞)作为“神道设教”之术而掌于卜史之官。这两种书一直是分传的，并未合在一起。因此，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体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
那么，秘府之《周易》是什么呢？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是也。《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二岁)，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鲁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中国人自古有宝爱故籍，尊崇先圣先贤的传统。若是自己父祖所传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宝爱文王、周公之书是很自然的事。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于此条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
又说：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说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的缘故。问题在于，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么书？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可以把韩宣子的话作这样的理解：《易象》一书堪称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此书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过百里的“小邦周”要战胜统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阴修德行善”(《史纪"周本纪》)，争取与国为国策。羑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
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的处境来建立道德原则的。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生于鲁国，并曾相鲁，他以“述周公之训”为职志，应该亲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又说：“不占而已矣。”应该是就《易象》说的。以往学者对孔子与《易》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但都没能解释学《易》与“无大过”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从本文观点看，这个问题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易象》是“演德”之书，不是筮占之书，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当然也就会“无大过”。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轨。
《左传·昭公二年》关于韩宣子观书于鲁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凡治易学史的学者皆耳熟能详，但大家多未理会孔颖达所作的疏，孔疏一称“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再称“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学者即使偶读及此处亦不深信。原因是学者宁可相信《史记》、《汉书》所说“文王演《周易》”作重卦之事，而不相信文王、周公作《易象》之事，更何况《易象》一书今不得见而口说无凭呢？
而笔者以为，《易象》一书可能并未亡佚，它与今本《周易》大象传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今本《周易》大象传的内容来看，它正是一种“演德”之书。饶宗颐教授做过一个统计，《周易》六十四卦象辞(大象)中直接提到“德”字的有十四卦，他写道：
《易象》的作者，在解释各卦时，屡屡以“德”为言，如《坤》象云：“以厚德载物。”《蒙》象云：“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云：“以懿文德”。《否》象云：“以俭德避难。”《豫》象云：“以作乐崇德。”《蛊》象云：“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云：“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象云：“以常德行习教事。”《晋》象云：“以自昭明德。”《蹇》象云：“以反身修德。”《夬》象云：“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升》象云：“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云：“以居贤德善俗。”《节》象云：“以制数度议德行。”(《天神观与道德思想》)
至于其他数十卦如《乾》象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屯》象云：“君子以经纶。”《讼》象云：“君子以作事谋始。”《师》象云：“君子以容民畜众”等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字，但也无疑在教导“君子”应具备某种德行。这说明《周易》大象既是讲《易》象的，也是“演德”的，是合乎文王、周公的《易象》精神的。
今本《周易》有《象传》上、下篇，这是汉儒所谓“十翼”中的两篇。《象传》亦称象辞。象辞分为卦象辞和爻象辞两部分，前者称为“大象”，后者称为“小象”。《象传》之“传”是对“经”而言，“大象”是对“小象”而言，这是历史上研究《周易》的人的一种方便叫法，并非《周易》原有此名目。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易》大象传，其本来的名字就应该叫“易象”。
虽然今本《周易》大象传的内容合乎文王、周公“演德”的精神，但在形式上今本《周易》大象传部分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较通俗易懂。笔者以为，这可能由孔子及其后学在《易象》的传述过程中对之加以修饰和润色过。所以，我们可以把韩宣子聘鲁所见《易象》称为“文王《易象》”，而将今本《周易》大象传称为“今《易象》”。这在于表明两者既有所区别，又有某种承继的关系。
《易象》原本是单传的，《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墓是魏安厘王墓。当时出土的汲冢竹书《周易》中并没有《象传》之类的内容。而《易象》一书被纳于今本《周易》之中可能是在数十年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事。当时儒家以及诸子百家之书皆在焚毁之列。而《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没有被禁，仍然相传不绝。而在此时，流传于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各流派的书便开始整合汇编。《易象》一书大概也是于此时被整合汇编进去的。秦汉时期的方士势力甚大，《周易》的“筮占”的传统理所当然成为主流，《易象》被编进去后，其“演德”的传统也便湮没不彰了。
今本《周易》大象传的结构由卦画、卦象、卦名、卦义所构成，本身即是一完整意义的“周易”。不过其原本的意义只是用于“演德”，不用于筮占而已。
今《易象》有公式化的倾向，它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卦象＋卦名，一部分是义理(亦即“演德”)。例如：
卦 象 卦 名 义 理
云雷 屯 君子以经论
山下出泉 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
在伦理学上，这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每一卦象象征一种境遇，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下，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和境界，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因而今《易象》所阐发的只能是作者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
各个人的生活，各个民族的生活，是由不断涌现的生活事件所构成的，这就提出一个“境遇”的问题，所谓“境遇”，包涵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人生无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种各样，有顺境，也有逆境，人在各种境遇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境界？其实境界不是某种超然的东西，而是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
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哪里有了境遇所提出的问题，哪里就有真正的伦理学。”(《境遇伦理学》，中文版第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境遇与境界问题，在中国周代就已经有了自觉的认识，《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处所、处境，其义谓：作为君王应该在各种处所、处境下表现出敬德。这就是境遇与境界的问题。后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讲的也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总之，境遇与境界问题是人们所直接面对的重要的人生问题，它要人们从具体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因素，导出事物的正当性的原则。
今《易象》可以说是专门探讨境遇与境界问题的奇书。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探讨在不同的境遇下，君子所应具备的德性。在这里，“德”并不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规范，而是主要表现为境遇与目标之间的最正当最合理的途径，作为面对目标的境界正是解决境遇难题的指路明灯。
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筮占”的神秘传统；一个是“演德”的人文传统。筮占的神秘传统本是殷人的传统，而“演德”的人文传统则是由周人开创的。
《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咸作筮”，巫咸为商王太戊（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之臣，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破译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奇字”，发现这些“奇字”乃是一种数字卦，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而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数字卦的发现支持了筮占起源于商代的传统说法。而对《史记》、《汉书》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发明重卦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笔者十年前曾撰写《“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依据《易纬乾凿度》所说“演德者，文（王）”等资料，提出文王对于《周易》的贡献乃在于“演德”，而不是发明“重卦”，文王“演德”之书作为“人君南面之术”藏于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编殷《易》为《周易》(指卦、爻辞)作为“神道设教”之术而掌于卜史之官。这两种书一直是分传的，并未合在一起。因此，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体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
那么，秘府之《周易》是什么呢？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是也。《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二岁)，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鲁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中国人自古有宝爱故籍，尊崇先圣先贤的传统。若是自己父祖所传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宝爱文王、周公之书是很自然的事。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于此条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
又说：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说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的缘故。问题在于，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么书？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可以把韩宣子的话作这样的理解：《易象》一书堪称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此书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过百里的“小邦周”要战胜统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阴修德行善”(《史纪"周本纪》)，争取与国为国策。羑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
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的处境来建立道德原则的。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生于鲁国，并曾相鲁，他以“述周公之训”为职志，应该亲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又说：“不占而已矣。”应该是就《易象》说的。以往学者对孔子与《易》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但都没能解释学《易》与“无大过”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从本文观点看，这个问题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易象》是“演德”之书，不是筮占之书，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当然也就会“无大过”。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轨。
《左传·昭公二年》关于韩宣子观书于鲁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的记载，凡治易学史的学者皆耳熟能详，但大家多未理会孔颖达所作的疏，孔疏一称“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再称“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学者即使偶读及此处亦不深信。原因是学者宁可相信《史记》、《汉书》所说“文王演《周易》”作重卦之事，而不相信文王、周公作《易象》之事，更何况《易象》一书今不得见而口说无凭呢？
而笔者以为，《易象》一书可能并未亡佚，它与今本《周易》大象传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今本《周易》大象传的内容来看，它正是一种“演德”之书。饶宗颐教授做过一个统计，《周易》六十四卦象辞(大象)中直接提到“德”字的有十四卦，他写道：
《易象》的作者，在解释各卦时，屡屡以“德”为言，如《坤》象云：“以厚德载物。”《蒙》象云：“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云：“以懿文德”。《否》象云：“以俭德避难。”《豫》象云：“以作乐崇德。”《蛊》象云：“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云：“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象云：“以常德行习教事。”《晋》象云：“以自昭明德。”《蹇》象云：“以反身修德。”《夬》象云：“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升》象云：“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云：“以居贤德善俗。”《节》象云：“以制数度议德行。”(《天神观与道德思想》)
至于其他数十卦如《乾》象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屯》象云：“君子以经纶。”《讼》象云：“君子以作事谋始。”《师》象云：“君子以容民畜众”等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字，但也无疑在教导“君子”应具备某种德行。这说明《周易》大象既是讲《易》象的，也是“演德”的，是合乎文王、周公的《易象》精神的。
今本《周易》有《象传》上、下篇，这是汉儒所谓“十翼”中的两篇。《象传》亦称象辞。象辞分为卦象辞和爻象辞两部分，前者称为“大象”，后者称为“小象”。《象传》之“传”是对“经”而言，“大象”是对“小象”而言，这是历史上研究《周易》的人的一种方便叫法，并非《周易》原有此名目。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易》大象传，其本来的名字就应该叫“易象”。
虽然今本《周易》大象传的内容合乎文王、周公“演德”的精神，但在形式上今本《周易》大象传部分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较通俗易懂。笔者以为，这可能由孔子及其后学在《易象》的传述过程中对之加以修饰和润色过。所以，我们可以把韩宣子聘鲁所见《易象》称为“文王《易象》”，而将今本《周易》大象传称为“今《易象》”。这在于表明两者既有所区别，又有某种承继的关系。
《易象》原本是单传的，《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笔者倾向于认为此墓是魏安厘王墓。当时出土的汲冢竹书《周易》中并没有《象传》之类的内容。而《易象》一书被纳于今本《周易》之中可能是在数十年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事。当时儒家以及诸子百家之书皆在焚毁之列。而《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没有被禁，仍然相传不绝。而在此时，流传于春秋战国时期易学各流派的书便开始整合汇编。《易象》一书大概也是于此时被整合汇编进去的。秦汉时期的方士势力甚大，《周易》的“筮占”的传统理所当然成为主流，《易象》被编进去后，其“演德”的传统也便湮没不彰了。
今本《周易》大象传的结构由卦画、卦象、卦名、卦义所构成，本身即是一完整意义的“周易”。不过其原本的意义只是用于“演德”，不用于筮占而已。
今《易象》有公式化的倾向，它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卦象＋卦名，一部分是义理(亦即“演德”)。例如：
卦 象 卦 名 义 理
云雷 屯 君子以经论
山下出泉 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
在伦理学上，这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每一卦象象征一种境遇，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下，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和境界，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因而今《易象》所阐发的只能是作者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
各个人的生活，各个民族的生活，是由不断涌现的生活事件所构成的，这就提出一个“境遇”的问题，所谓“境遇”，包涵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人生无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种各样，有顺境，也有逆境，人在各种境遇中应该具有怎样的境界？其实境界不是某种超然的东西，而是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
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哪里有了境遇所提出的问题，哪里就有真正的伦理学。”(《境遇伦理学》，中文版第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境遇与境界问题，在中国周代就已经有了自觉的认识，《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处所、处境，其义谓：作为君王应该在各种处所、处境下表现出敬德。这就是境遇与境界的问题。后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讲的也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总之，境遇与境界问题是人们所直接面对的重要的人生问题，它要人们从具体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因素，导出事物的正当性的原则。
今《易象》可以说是专门探讨境遇与境界问题的奇书。它以六十四卦的形式探讨在不同的境遇下，君子所应具备的德性。在这里，“德”并不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规范，而是主要表现为境遇与目标之间的最正当最合理的途径，作为面对目标的境界正是解决境遇难题的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