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智慧在《周易》（上）
在中国经济地位提高的今天，提高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人们已渐渐意识到，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营养。那么，中国的智慧在哪里？余敦康先生认为，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则在和谐。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理念，宋人张载指出的“仇必和而解”更是揭示了《周易》最为核心的价值。
很难再找出一本书像《周易》一样，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很多西方汉学家都承认，《周易》是全世界历史最久远的一部书，在“岁数”上，《周易》是西方的《圣经》、印度的《奥义书》都难以比拟的。
易为群经之首
《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孔子。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根据研究，伏羲的时代当为新石器时期。《周易》成书历经了上古、中古、下古2500多年的时间，由三位圣人共同完成。因此，《周易》早于五经就已出现，把中国文化融入了薄薄一本书中。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兴盛，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代，而诸子百家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周易》。也就是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这是有根据的。
那么，《周易》的智慧又在哪里呢？很多人把《周易》看成算卦的学问，认为《周易》无非就是算卦，算不上什么智慧。实际上，古时候人们对《周易》完全不是这么看。
《周易》是中国智慧的源头，自春秋战国至汉、唐、宋、明、清，《周易》一直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汉朝开始，“易为群经之首”，一直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仍是如此。《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头一部经就是《易经》。
为什么“易为群经之首”？因为《周易》一直被认为是智慧的源泉、思想的源头。从汉朝开始，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读经书，《周易》更是必读。唐太宗时期编纂《五经正义》，第一部就是《周易正义》。清康熙在钦命李光地主编的《周易折中》中亲撰自己读《周易》的心得作为序言，自问读《周易》五十多年，深知为了治国平天下，长治久安，必须从《周易》找智慧的源泉。《周易折中》将《周易》各派的思想综合起来，成为一本易学全书，是清朝知识分子必读之书。
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我搞了一辈子中国哲学，但是对《周易》研究不够”，中国哲学离开《周易》是不完全的，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从《周易》中找到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哲学源头。冯先生虽然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书，但对很少涉及《周易》感到遗憾。他的大弟子朱伯昆后来继承了他的遗志，历经数十年，与很多学生一起，写成了《易学哲学史》。
“仇必和而解”是《周易》智慧的关键
中国哲学智慧，与西方比不太一样，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来自《周易》，后人则对《周易》内容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发挥。我与朱伯昆共同创办了国际易学联合会。多年前，我曾经与他讨论“《周易》的智慧在哪里”？朱伯昆以故宫三大殿的名字相答。故宫里面最大的殿是太和殿，“太和”就是最伟大的和谐；中和殿之名就是讲究阴阳、刚柔的互补；保和殿的“保和”则是指保持中和。这就包含了《周易》的核心思想。清朝建制承自明代，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和谐二字的应用自古有之。
《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保持和谐产生的功效则有“首出庶物”和“万国咸宁”。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编中引用宋代张载《太和篇》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总结了一部《周易》的智慧。《周易》的核心思想是讲阴阳。阴阳相对，因此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总有与其相对的事物存在；既然相对，行为方式相反，应该互相尊重对方，但是难以做到；由于不尊重别人，不承认别人的合理存在，因此有斗争，甚至对抗。前三句话是世界的普遍现象，无论中外、古今，甚至将来，都不外如是。问题是，碰到这些矛盾、斗争、摩擦应该怎么办？中国的智慧就体现出与西方的不同来。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谁厉害谁就能称王称霸。西方一般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就是霸权主义。早在20年前，冯先生曾经提出应该从斗争哲学转到和谐哲学来。他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周易》关键的关键，中国的智慧就在这里。儒家讲究“王道”，认为“霸道”只能造成口服心不服，最后必然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儒家崇尚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换句话说，是“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二字第一次提出，马上成为各大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同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对世界构成威胁。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进一步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共建和谐世界”。我们看到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个中国人早在《周易》就提出的理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则在和谐。“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也体现在改革开放30年的非凡成就之中。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模式”，为世界所瞩目。和谐，也符合中国泱泱大国的形象，用“仇必和而解”去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必然有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大到国事、天下事，小到家事，都可以用“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去验证和解决。
自清末开始，我们在寻求生存、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磕磕碰碰。百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并取得了成就。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必然要求文化的进步和产生更大影响力。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有主体意识。我们学国学，为的也是这个目的。因为一百多年来，主体意识已经被我们丢了，这是很可悲的。
在《周易》中找到主体意识
现在要找回我们的文化，为时不晚。我们的文化不能从西方去找，我们是炎黄子孙，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有中华文化的根，这个根可以是伏羲、是文王。学国学就是要学习这些文化、智慧，不是要复古，而是要走向世界，要抬头挺胸，告诉别人“我是中国人”“代表着中国文化”“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和智慧，有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只要我们把“仇必和而解”这句话学会，我们就能走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全世界都交朋友，中国的智慧得到广泛传播，这才是真正的复兴，而并不是一定要穿唐装、古服、旗袍等等，即使穿着西装，只要“仇必和而解”，照样是有着中国的智慧。
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不要把学习当作时髦，当作炫耀自己的资本，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国学是为了未来，首先不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从小的来说，首先为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学会“仇必和而解”，至少，要把家庭做到家和万事兴，也要“仇必和而解”。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开篇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我看来，用《周易》的智慧去解读，幸福的家庭只有一句话，就是“仇必和而解”，不幸的家庭则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句话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有其不寻常的价值，值得推广到全世界。
现在西方人老是说中国不讲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没有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中国的普世价值就是和谐，和谐把这些普世价值都包括在内，甚至中国有的价值观念西方未必有。比如梁启超为清华大学写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生要有阴阳互补的中和精神。
21世纪的和谐观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继承了《周易》的思想，包含了六个方面的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互惠互助，充满活力，人与自然保持和谐。这里包括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包括了西方所没有的价值，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正是源自于《周易》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周易》中的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也塑造了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形象。
普通人学《周易》不必像我们专业研究的人一样去写专门的研究文章，而是要融入生活中去，有了自己体会，把《周易》思想深入到各个方面，把各种类型矛盾处理好，达到和谐的境界。
很难再找出一本书像《周易》一样，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很多西方汉学家都承认，《周易》是全世界历史最久远的一部书，在“岁数”上，《周易》是西方的《圣经》、印度的《奥义书》都难以比拟的。
易为群经之首
《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指的是伏羲、文王、孔子。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根据研究，伏羲的时代当为新石器时期。《周易》成书历经了上古、中古、下古2500多年的时间，由三位圣人共同完成。因此，《周易》早于五经就已出现，把中国文化融入了薄薄一本书中。
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兴盛，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代，而诸子百家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这就是《周易》。也就是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这是有根据的。
那么，《周易》的智慧又在哪里呢？很多人把《周易》看成算卦的学问，认为《周易》无非就是算卦，算不上什么智慧。实际上，古时候人们对《周易》完全不是这么看。
《周易》是中国智慧的源头，自春秋战国至汉、唐、宋、明、清，《周易》一直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汉朝开始，“易为群经之首”，一直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仍是如此。《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头一部经就是《易经》。
为什么“易为群经之首”？因为《周易》一直被认为是智慧的源泉、思想的源头。从汉朝开始，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读经书，《周易》更是必读。唐太宗时期编纂《五经正义》，第一部就是《周易正义》。清康熙在钦命李光地主编的《周易折中》中亲撰自己读《周易》的心得作为序言，自问读《周易》五十多年，深知为了治国平天下，长治久安，必须从《周易》找智慧的源泉。《周易折中》将《周易》各派的思想综合起来，成为一本易学全书，是清朝知识分子必读之书。
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我搞了一辈子中国哲学，但是对《周易》研究不够”，中国哲学离开《周易》是不完全的，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从《周易》中找到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哲学源头。冯先生虽然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的书，但对很少涉及《周易》感到遗憾。他的大弟子朱伯昆后来继承了他的遗志，历经数十年，与很多学生一起，写成了《易学哲学史》。
“仇必和而解”是《周易》智慧的关键
中国哲学智慧，与西方比不太一样，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来自《周易》，后人则对《周易》内容进行了各个方面的发挥。我与朱伯昆共同创办了国际易学联合会。多年前，我曾经与他讨论“《周易》的智慧在哪里”？朱伯昆以故宫三大殿的名字相答。故宫里面最大的殿是太和殿，“太和”就是最伟大的和谐；中和殿之名就是讲究阴阳、刚柔的互补；保和殿的“保和”则是指保持中和。这就包含了《周易》的核心思想。清朝建制承自明代，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和谐二字的应用自古有之。
《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保持和谐产生的功效则有“首出庶物”和“万国咸宁”。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编中引用宋代张载《太和篇》的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总结了一部《周易》的智慧。《周易》的核心思想是讲阴阳。阴阳相对，因此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总有与其相对的事物存在；既然相对，行为方式相反，应该互相尊重对方，但是难以做到；由于不尊重别人，不承认别人的合理存在，因此有斗争，甚至对抗。前三句话是世界的普遍现象，无论中外、古今，甚至将来，都不外如是。问题是，碰到这些矛盾、斗争、摩擦应该怎么办？中国的智慧就体现出与西方的不同来。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泥巴，谁厉害谁就能称王称霸。西方一般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就是霸权主义。早在20年前，冯先生曾经提出应该从斗争哲学转到和谐哲学来。他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周易》关键的关键，中国的智慧就在这里。儒家讲究“王道”，认为“霸道”只能造成口服心不服，最后必然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儒家崇尚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换句话说，是“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二字第一次提出，马上成为各大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同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对世界构成威胁。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进一步提出“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共建和谐世界”。我们看到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个中国人早在《周易》就提出的理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中国的智慧在《周易》，《周易》的智慧则在和谐。“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也体现在改革开放30年的非凡成就之中。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模式”，为世界所瞩目。和谐，也符合中国泱泱大国的形象，用“仇必和而解”去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必然有五千年的文化、智慧。大到国事、天下事，小到家事，都可以用“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去验证和解决。
自清末开始，我们在寻求生存、发展中遇到了很多磕磕碰碰。百年来，我们向西方学习，并取得了成就。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必然要求文化的进步和产生更大影响力。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有主体意识。我们学国学，为的也是这个目的。因为一百多年来，主体意识已经被我们丢了，这是很可悲的。
在《周易》中找到主体意识
现在要找回我们的文化，为时不晚。我们的文化不能从西方去找，我们是炎黄子孙，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有中华文化的根，这个根可以是伏羲、是文王。学国学就是要学习这些文化、智慧，不是要复古，而是要走向世界，要抬头挺胸，告诉别人“我是中国人”“代表着中国文化”“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和智慧，有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只要我们把“仇必和而解”这句话学会，我们就能走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全世界都交朋友，中国的智慧得到广泛传播，这才是真正的复兴，而并不是一定要穿唐装、古服、旗袍等等，即使穿着西装，只要“仇必和而解”，照样是有着中国的智慧。
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不要把学习当作时髦，当作炫耀自己的资本，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国学是为了未来，首先不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从小的来说，首先为了自己的幸福就应该学会“仇必和而解”，至少，要把家庭做到家和万事兴，也要“仇必和而解”。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的开篇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我看来，用《周易》的智慧去解读，幸福的家庭只有一句话，就是“仇必和而解”，不幸的家庭则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句话无论在古今中外都有其不寻常的价值，值得推广到全世界。
现在西方人老是说中国不讲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没有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中国的普世价值就是和谐，和谐把这些普世价值都包括在内，甚至中国有的价值观念西方未必有。比如梁启超为清华大学写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生要有阴阳互补的中和精神。
21世纪的和谐观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继承了《周易》的思想，包含了六个方面的内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互惠互助，充满活力，人与自然保持和谐。这里包括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包括了西方所没有的价值，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等。这正是源自于《周易》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周易》中的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也塑造了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形象。
普通人学《周易》不必像我们专业研究的人一样去写专门的研究文章，而是要融入生活中去，有了自己体会，把《周易》思想深入到各个方面，把各种类型矛盾处理好，达到和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