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感通
《易经》是一部远古的卜筮之书，远到超过我们的历史记载，按照“世历三古，人更三圣”的说法，《易》最早的作者是伏羲，这是比黄帝更早的人物。儒家传下来五部经典著作《诗》《书》《礼》《易》《春秋》，《书》经以古奥著称，不过最早也就是《尧典》。这不难理解，几乎所有文明的上古时代都拥有神秘的祭祀文化，祭司们把持着人神沟通的权力，而在中国他们叫巫史。严格说来巫与史有所区别，擅长卜筮确是共通的。我们已经无法确认《易经》是否真的是伏羲首创——假如伏羲真的存在的话，但我们可以确认它是巫史文化的传承。
然而，经过孔子“赞易”后它就不再简单的是一部卜书了，成为儒家最权威的五部经书之一，甚至渐渐成为五经之首。孔子，乃至屈原、司马迁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巫史文化的传人。司马迁自陈写史的目的之一是“究天人之际”。屈子《天问》述史，薄今厚古；《九歌》记巫，声色楚楚。而孔子则亲口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马王堆《帛书易.要》）。直到今天，这部书依然是九流术士们的圣经。
今天，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淡化《易经》身上的卜筮色彩，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素养，我们在里面寻找各种哲学理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它似乎是囊括了量子力学相对论二进制等所有人类思想之集大成者，又似乎什么也不是。而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我们再也无法完整地认识儒学，我们抽离了《易经》的天道和性命哲学之后，儒学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只有只言片语的语录，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只言片语原来是依附在一栋气势恢宏的大厦之上，我们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磅礴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这无疑就是我们今天看待《论语》的真切感受，《论语》告诉人们的总是一些看似粗浅的道德哲学，这种学问在今天看来不值一哂。聪明的人们免不了有点鄙视孔子及其所创建的儒家学派。比如黑格尔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再比如说王小波说“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
要知道，这远不是真实的儒学。要知道，《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汉儒以天人感应思想重构儒学，宋明儒以先天易开启道学。一代一代的儒生们总是在追寻司马迁说过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
如果，《周易》不能占卜，不能解释天道，不能阐释性命，那么，由此而衍生的人文价值不知道还有几何，如果有的话，那恐怕也仅仅限于史学和文物价值。
因此，是时侯重新认识《易经》了，以及由此而重新认识儒学，以及由此而重新认识各式各样的传统价值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必须先了解它，先放下各式各样的主义、价值，也先放下善易者不占的古训——因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善易。
直截了当，就让我们先从算命开始——
受过唯物主义思想熏陶的人几乎都不相信命运，他们坚信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遗憾的是，这种观点恰恰是不唯物的。
如果我们把命运二字置换成客观规律，我相信许多人会表示赞同。
让我们简单陈述一下唯物世界观吧：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不光是机械运动，细胞，组织，神经，思维，意识活动都应该遵循一定规律。如果你承认这一点话，那么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依然决定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包括你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也包括我写的这篇帖子，早已由冥冥之中的某个宇宙定律所决定。这个定律，我们有时候叫它道，有时候叫它命，有时候叫它理……
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爵士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以后，人们从此更是对客观规律四字深信不疑。英国人相信牛顿是神的使者，他几乎奠定了一种颠扑不破的世界观————这世界就是由许许多多简单的机械运动叠加而成的。
于是，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玻意耳说：“宇宙像是一架极好的时钟……，一旦上好了发条，使钟走起来，一切就都按照制造者最初的设计进行，钟的运转……，不需要工匠或雇用任何智能的代理人的特别干预，而是依靠整部机器原来的总体机械装置履行其功能。”
1795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在一篇文章中说，倘若有一位精灵，他在任一时刻都能洞见使大自然运转起来的所有力,并能确定组成大自然物质的各自位置.他还有广博的知识和足够的能力，能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他就能将最大物体的运动和最轻原子的运动都包含到同一个公式中去，那么，对于这样的智者而言，宇宙间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确定，将来与过去一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1812年，拉普拉斯出版的《概率论论文集》中又说，现在的世界状态是它的以前状态的结果，而且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以后状态的原因.如果在创世时，就有一个拥有无限精力和无限勤勉的数学家，他把最微小的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那么，这位数学家就能推断出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拉普拉斯口中的精灵和数学家又被人们称着拉普拉斯妖，这就是有名的科学宿命论。至今，它还拥有广泛的信徒。
孔子相信天命，但是儒家的命运观又不同于宿命论。中国人相信可以改命，算命先生除了算命之外，还可以提供化解之道，明朝的《了凡四训》一书告诉人们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也可以破除命运的魔咒。在西汉，人们相信灾异说，跟古希腊的占星术不一样的是，汉儒们认为天象与人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人纯粹的被天命所决定。
凡此种种，概括起来就是《中庸》所说的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并举，反映在《周易》里，八卦的三爻分别代表了天地人三才。这句话定下了两千年来中国人命运观的基调，相信天命，也相信人力。穷究天人，探寻天人相与之际，这也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尽管这跟我们的经验似乎有出入，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人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知道“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还知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孔子。人们相信孔子的智慧仅仅局限于世俗的道德说教，在天道方面不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然而，这恐怕是对孔子，对儒学，也是对《周易》最大的误会。
事实上，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周易》正是由于孔子晚年的编纂工作，司马迁在《史记》里条贯章章的记述了易学的源流。算命的，不算命，推灾异的，不推灾异的，象数的，义理的，他们的师傅的师傅，源头总是指向一个人，孔子，而不是道家或者阴阳家或者某个神秘的隐士。我们之所以对孔子本人有着种种误解，是因为早年的孔子与晚年的孔子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亚于早年的毛泽东和晚年的毛泽东。
“庾信文章老更成”，晚年的孔子“知天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已经了天达命。在五经之中，《易》与《春秋》两部经书成书于晚年。《诗》《书》的孔子与《春秋》的孔子是那样的不同，前者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的周礼，后者却“不复梦周公久矣”，不惜反对封建世袭制度。对这两部经书，孔子表达了相似的忧虑。对于《春秋》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对于《易》孔子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多少有点类似于毛之于文革。
孔子不但精通《周易》蕴含的人文价值，也熟稔《周易》的自然哲学，乃至占卜技术。在《帛书易.要》里，他自称“百占而七十当”，也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孔子向子贡说这句话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周梁山之占或许是指一种占法，从其多者，实际上是古代包括周梁山之占在内的占卜术的习惯做法，并非是一人占而是三人或五人同时占，取其多数意见，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提高占卜的准确性。孔子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无非是告诉子贡，一个人达到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已经很不简单了。
所以汉儒会占卜，董仲舒会推演阴阳灾异，这不奇怪。如果我们深入探究，还能发现，现在的林林总总的算命术中，总有一些跟儒门中人有着重要联系，比如六爻与汉儒京房，梅花易数与宋儒邵雍。
这一切只因为孔子本身就是巫史传人，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又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甚至有人考证说，早期的儒本身就是术士。而巫史，恰恰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只是不同的是，孔子强调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开启了人文精神的大门。
然而，经过孔子“赞易”后它就不再简单的是一部卜书了，成为儒家最权威的五部经书之一，甚至渐渐成为五经之首。孔子，乃至屈原、司马迁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巫史文化的传人。司马迁自陈写史的目的之一是“究天人之际”。屈子《天问》述史，薄今厚古；《九歌》记巫，声色楚楚。而孔子则亲口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马王堆《帛书易.要》）。直到今天，这部书依然是九流术士们的圣经。
今天，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淡化《易经》身上的卜筮色彩，因为不如此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素养，我们在里面寻找各种哲学理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它似乎是囊括了量子力学相对论二进制等所有人类思想之集大成者，又似乎什么也不是。而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我们再也无法完整地认识儒学，我们抽离了《易经》的天道和性命哲学之后，儒学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只有只言片语的语录，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只言片语原来是依附在一栋气势恢宏的大厦之上，我们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磅礴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这无疑就是我们今天看待《论语》的真切感受，《论语》告诉人们的总是一些看似粗浅的道德哲学，这种学问在今天看来不值一哂。聪明的人们免不了有点鄙视孔子及其所创建的儒家学派。比如黑格尔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再比如说王小波说“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
要知道，这远不是真实的儒学。要知道，《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汉儒以天人感应思想重构儒学，宋明儒以先天易开启道学。一代一代的儒生们总是在追寻司马迁说过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
如果，《周易》不能占卜，不能解释天道，不能阐释性命，那么，由此而衍生的人文价值不知道还有几何，如果有的话，那恐怕也仅仅限于史学和文物价值。
因此，是时侯重新认识《易经》了，以及由此而重新认识儒学，以及由此而重新认识各式各样的传统价值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必须先了解它，先放下各式各样的主义、价值，也先放下善易者不占的古训——因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善易。
直截了当，就让我们先从算命开始——
受过唯物主义思想熏陶的人几乎都不相信命运，他们坚信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遗憾的是，这种观点恰恰是不唯物的。
如果我们把命运二字置换成客观规律，我相信许多人会表示赞同。
让我们简单陈述一下唯物世界观吧：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不光是机械运动，细胞，组织，神经，思维，意识活动都应该遵循一定规律。如果你承认这一点话，那么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依然决定于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包括你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也包括我写的这篇帖子，早已由冥冥之中的某个宇宙定律所决定。这个定律，我们有时候叫它道，有时候叫它命，有时候叫它理……
英国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爵士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以后，人们从此更是对客观规律四字深信不疑。英国人相信牛顿是神的使者，他几乎奠定了一种颠扑不破的世界观————这世界就是由许许多多简单的机械运动叠加而成的。
于是，另一位英国科学家玻意耳说：“宇宙像是一架极好的时钟……，一旦上好了发条，使钟走起来，一切就都按照制造者最初的设计进行，钟的运转……，不需要工匠或雇用任何智能的代理人的特别干预，而是依靠整部机器原来的总体机械装置履行其功能。”
1795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在一篇文章中说，倘若有一位精灵，他在任一时刻都能洞见使大自然运转起来的所有力,并能确定组成大自然物质的各自位置.他还有广博的知识和足够的能力，能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他就能将最大物体的运动和最轻原子的运动都包含到同一个公式中去，那么，对于这样的智者而言，宇宙间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确定，将来与过去一样，都是一目了然的。
1812年，拉普拉斯出版的《概率论论文集》中又说，现在的世界状态是它的以前状态的结果，而且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以后状态的原因.如果在创世时，就有一个拥有无限精力和无限勤勉的数学家，他把最微小的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那么，这位数学家就能推断出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拉普拉斯口中的精灵和数学家又被人们称着拉普拉斯妖，这就是有名的科学宿命论。至今，它还拥有广泛的信徒。
孔子相信天命，但是儒家的命运观又不同于宿命论。中国人相信可以改命，算命先生除了算命之外，还可以提供化解之道，明朝的《了凡四训》一书告诉人们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也可以破除命运的魔咒。在西汉，人们相信灾异说，跟古希腊的占星术不一样的是，汉儒们认为天象与人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人纯粹的被天命所决定。
凡此种种，概括起来就是《中庸》所说的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并举，反映在《周易》里，八卦的三爻分别代表了天地人三才。这句话定下了两千年来中国人命运观的基调，相信天命，也相信人力。穷究天人，探寻天人相与之际，这也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尽管这跟我们的经验似乎有出入，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人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知道“未知生焉知死”的孔子，还知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孔子。人们相信孔子的智慧仅仅局限于世俗的道德说教，在天道方面不会有什么深刻的见解。然而，这恐怕是对孔子，对儒学，也是对《周易》最大的误会。
事实上，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周易》正是由于孔子晚年的编纂工作，司马迁在《史记》里条贯章章的记述了易学的源流。算命的，不算命，推灾异的，不推灾异的，象数的，义理的，他们的师傅的师傅，源头总是指向一个人，孔子，而不是道家或者阴阳家或者某个神秘的隐士。我们之所以对孔子本人有着种种误解，是因为早年的孔子与晚年的孔子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亚于早年的毛泽东和晚年的毛泽东。
“庾信文章老更成”，晚年的孔子“知天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已经了天达命。在五经之中，《易》与《春秋》两部经书成书于晚年。《诗》《书》的孔子与《春秋》的孔子是那样的不同，前者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的周礼，后者却“不复梦周公久矣”，不惜反对封建世袭制度。对这两部经书，孔子表达了相似的忧虑。对于《春秋》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对于《易》孔子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多少有点类似于毛之于文革。
孔子不但精通《周易》蕴含的人文价值，也熟稔《周易》的自然哲学，乃至占卜技术。在《帛书易.要》里，他自称“百占而七十当”，也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孔子向子贡说这句话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周梁山之占或许是指一种占法，从其多者，实际上是古代包括周梁山之占在内的占卜术的习惯做法，并非是一人占而是三人或五人同时占，取其多数意见，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提高占卜的准确性。孔子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无非是告诉子贡，一个人达到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已经很不简单了。
所以汉儒会占卜，董仲舒会推演阴阳灾异，这不奇怪。如果我们深入探究，还能发现，现在的林林总总的算命术中，总有一些跟儒门中人有着重要联系，比如六爻与汉儒京房，梅花易数与宋儒邵雍。
这一切只因为孔子本身就是巫史传人，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又说“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甚至有人考证说，早期的儒本身就是术士。而巫史，恰恰是人类最早的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只是不同的是，孔子强调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开启了人文精神的大门。